國內高校正經歷新一輪專業大調整。
今年3月,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,本科專業增設、撤銷、調整共涉及專業布點3389個,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。再往前算三四年,每年高校調整的專業布點數雖在逐年增多,但都沒有突破3000大關。
2023年3月,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《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》(以下簡稱《改革方案》),提出到2025年,優化調整高校20%左右學科專業布點,新設一批適應新技術、新產業、新業態、新模式的學科專業,淘汰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學科專業。
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》提出,要分類推進高校改革,建立科技發展、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,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。
如何看待此輪專業調整?一擁而上、一擁而下的專業增減是否合理?如何看待各地政府對高校專業調整的行政式引導?日前,圍繞相關問題,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、教育部高等學校專業設置與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鄔大光接受了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的專訪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:這一輪全國高校專業大調整的背景是什么?本輪調整有何特點?
鄔大光:我國高校專業已進入新一輪調整期。教育部公開數據顯示,黨的十八大以來,截至2022年,全國累計共有265種新專業納入本科專業目錄,新增本科專業布點1.7萬個,撤銷或停招1萬個?!陡母锓桨浮诽岢?,到2025年,優化調整高校20%左右學科專業布點,這表明國家開始真正出手和發力。方案發布后,立刻引發高校專業調整熱潮。2024年以來,據報道,已有多所高校宣布撤銷或停招部分本科專業,涉及專業數幾百個。不久前,四川大學宣布撤銷31個專業,更是引起了轟動。本輪專業調整力度之大、頻率之高、數量之多,是前所未有的。
事實上,教育部“出手”之前,從2016、2017年開始,一些高校就已經自下而上地主動做出專業調整,采取停招、隔年招生、“增一減一”的總量控制等舉措。例如,為了優化學科專業結構,中山大學在2016年和2017年兩年共調整或暫停招生39個本科專業,這在當時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。廈門大學則是在那個時期實行“增一減一”的政策。
今天高?!翱场睂I,其實是過去大量“增”的必然結果。改革開放后,增設專業大致有三個高峰階段。其一是20世紀90年代的高校合并,使得很多高校的專業數量激增,且有一定重復。今天很多專業過多的綜合性大學,則是當年高校合并的產物。其二是1998年啟動擴招之后,很多高校都是通過短期內快速增設專業,來吸納擴招帶來的大量學生。其三是過去二十年,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越來越多,包括一些“專升本”院校和獨立學院。為了盡快實現“去??苹焙蛿U大學校規模,許多學校不講條件地快速上馬新專業。今天,不同類型、不同層次的高校管理者們逐漸意識到,現有的專業過多、過細,其中一些已經不合時宜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:就高校自身而言,專業調整的主要動力是什么?
鄔大光:當前,我國高校綜合改革進入深水區,首先亟待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是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和一流學科建設,這兩個問題都繞不開專業優化調整。
世界一流大學人才培養的經驗告訴我們,拔尖創新人才從來都不是在單一學科和專業下成長起來的,推進跨學科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有效路徑。本輪學科、專業調整,在目錄中開始嘗試設置體現學科交叉融合的專業,這將為未來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提供有力支撐。
新中國成立以來,我國大多數高校普遍是先有專業后有學科。今天,在強調“一流學科”建設的背景下,則是“一手辦學科,一手辦專業”。無論誰先誰后,專業都是繞不過去的。專業建設指向的人才培養,學科建設也要瞄定人才培養,尤其是拔尖創新人才。因此,一定要認識學科、專業優化調整的戰略意義。
高校的專業調整總是滯后于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,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未來社會是一個不確定的社會,任何人都無法像算命先生那樣預見到未來會興起什么產業,也很難清晰預見一個專業和學科的生命周期和發展路徑,也許一項基礎研究或技術的出現就可能催生一個新的學科或專業。如果還用過去的專業來適應今天的時代,就是刻舟求劍。因此,高校必須主動作為,建立適應經濟變化的調整機制。我國高校學科專業優化調整布局,到了不得不“變”以及必須思考“如何之變”的歷史拐點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:今天,高校專業的設置與快速迭代的產業行業需求之間,究竟有多大的距離?
鄔大光:最近,我剛剛參觀了青島港灣職業技術學院,這是一所國企創辦的高等職業院校。學校的老師對我說,目前,整個山東港口集團的無人碼頭占比已接近70%,集團正在加快推動全部碼頭的智能化改造,再過幾年,吊車、叉車、鏟車、運輸車的駕駛員,都會走進機房,這些車輛也都會變為無人駕駛。未來港口的生產方式與過去和現在相比已截然不同,這就是科技的進步。相應地,港口相關的人才培養方案、培養目標、專業建設、實驗室建設,乃至教材建設等都和過去完全不同了。
山東港并非個案,幾乎每一個產業或行業領域,都有類似的案例。這意味著舊有專業與企業現實已經出現諸多脫節,專業是否對口已不是那么重要,更進一步說,知識結構、課程體系、教材內容、師資水平,乃至實驗室的脫節十分普遍。但意識到這個問題,與實際推動改革還是兩回事,改革難度很大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:我們看到很多高校為了響應新一輪科技革命,一擁而上“增”了很多“潮流”專業,如人工智能、智能建造,以及其他各類“智能+”新工科專業,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?有哪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?
鄔大光:目前,一些高校一擁而上增設的這些新工科專業,絕大多數缺乏扎實、廣泛、精準的市場調研。很多高校仍是基于學校已有資源去辦專業,而非基于真正的市場和產業需求。這自然引出一些問題,即使成立了新專業,這些專業老師的知識結構就跟上了嗎?教材、教學方式和培養方案也自動更新了嗎?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也就是說,增設新專業,并不代表人才的培養規格、水平就立刻和科技發展、產業革新同步了。相應地,很多舊專業看起來是被裁撤了,但實際上,這些舊專業的老師依然“殘留”下來,用舊知識教新專業的學生。歸根結底,都是“新瓶裝舊酒”。
過去的一些歷史教訓表明,專業的增設并沒有帶來知識體系、課程內容的變革,教材更新一直滯后,出現“閉門造人”現象。而且,我國以往的專業設置往往受資源配置影響較大。實際上,資源配置越多,專業越容易固化和窄化,從而與市場需求脫節。時間一長,專業改造愈加困難,最終只能撤銷。因此,當前的專業調整,是市場“倒逼”的結果,是撼動我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一個契機。下一步,則要真正走出專業與市場脫節的藩籬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:高校應怎樣從專業的固化中突圍,核心障礙是什么?
鄔大光:專業不只是一個概念或符號,它是高校實現“三大職能”的基石,也是高校各種組織和制度的基礎。高校需建立自我調整機制,主動通過課程內容更新推動專業改造,通過知識體系重組推動專業升級,通過課程資源共享推動學科交叉,讓新專業之“新”名副其實。未來,專業優化調整的重點,應該是淡化專業、強化課程。調整專業目錄是“治標”,課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。
今天的許多學科、專業都是20世紀50年代初埋下的種子,這是歷史的財富,也是當下調整“陣痛”的伏筆。當我在讀碩士、博士的時候,竟然發現一些高校的食堂都是按照專業命名的,有物理食堂、化學食堂、經濟食堂……當下很多高校都是學院制了,表面是學院,實際上是以系為單位或以專業為單位運行??梢哉f,我們這一代大學教師,既是專業教育的產品或“試驗品”,也是專業教育的“半成品”。
從歷史看當下,我國今天的大學里,專業已經成為一個相對固化的鏈條,教師、學生、家長、政府、企業以及資源配置等都是這個鏈條的組成部分,高校教師的專業思維越來越固化,逐漸形成一種固有觀念:人才培養,必須以專業、學科與院系為基礎去配置資源,有了專業就“有了戶口”。這本質上是一種部門所有制。
正是因為這一思想根深蒂固,這些年來,高校普遍存在一個誤區:看到哪一種產業重要,就去建立一個對應的專業或學院。但在世界的一流大學里,專業的“潮起潮落”相對罕見,它們不是靠成立新專業或學院來跟蹤科技創新,而是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。當面對某一新興產業的需求時,主要采取兩種做法,其一是多個學院的跨界“合作模式”,通過拓展組織邊界、學科邊界,以互嵌的結構形成新的學術共同體,實現人才培養和科研各個環節的融合。其二是單個學院整合內部資源進行學科或專業“改造”,通過融入人工智能、區塊鏈、大數據等新興技術,與時俱進地更新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,“反哺”人才培養。
最近,不少高校放開轉專業限制,看似進步了,其實還是在“專業”里打轉,真正應該做的,是放開課程,給予學生更多的選課自主權。因此,我們要看到專業調整背后更深層的邏輯:高校學科、專業調整,并不是簡單的“增”與“減”的問題,而是針對社會需求,以有組織的方式對整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進行系統性改造。也就是說,轉型才是根本,專業調整只是一個切口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:這一輪專業調整中,還有一個突出的現象: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強化對高校專業調整的行政式引導。多省發布了與中央對標的專業調整文件,通過“增一減二”(增設一個省控專業,就要裁撤兩個專業)、“連續兩年畢業去向落實率低于50%的專業點責令停招”等剛性措施進行專業管理。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?
鄔大光:目前高校學科、專業設置過多與不合時宜,是一個普遍現象,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高校都應該按照一個“藥方”去吃藥。專業調整不能通過行政指令來“一刀切”。
我認為,不是所有地區的高校都需要刻意裁撤專業,去完成縮減20%的目標。這里需要區分不同類型的高校,研究型大學可以淡化專業,聚焦課程體系改革和教師轉型。但對一些地方高校來說,仍要通過專業教育來“對口”地方的產業需求,尤其是一些低端產業結構。因為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,當前中國的產業結構高度復雜和多元化,既有高端的科技產業,也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,體現了高科技與傳統的并存狀態。
我國專業設置與調整長期由國家教育主管部門主導,處于“強計劃”的政策管理下,政府一直在強化學科、專業目錄的規范性管理功能。近年來,雖力圖改革,但規范性管理仍是主要手段和特點。這種做法,其優勢體現在國家對世界科技前沿、經濟主戰場、國家重大需求的把握更為精準,但也要注意到對市場快速變化和地方經濟觀照存在的不足。
國家現在強調“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”,真正的“三位一體”往往是自下而上發生的,很難自上而下。我去安徽調研,發現合肥市正在打造十大新興產業,政府要求高校跟進,一些學校開始設置與十大產業相關的專業,加強與新產業的校企合作??僧斘覇枌W校是怎么具體合作的,校方說,沒有實際合作,目前只是有了“新專業”名稱,也可以說是“貼個標簽”。
地方政府應該意識到,要高校去支持某個產業,需解決師資、實驗室、實訓基地和就業等一系列問題,不是一個行政指令就能完成。到最后,還是要看高校的學科、專業特色是否有與產業的實際結合點。因此,新一輪專業調整需要綜合考慮專業設置的國家屬性、區域屬性,逐步實現專業教育與社會需求的深度融合。
經過20余年的努力,中國已完成了高等教育大眾化到普及化的過渡。教育部的數據顯示,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超過60%,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達2.5億,這個數據在國家人口排名上位居第五。當下,我國不缺接受高等教育的“人”,缺的是“人才”。針對新時代的挑戰,必須清醒地認識到,諸多歷史“遺留”問題依然存在,如高校和專業的同質化、高等教育評價體系的趨同,原因是多方面的,常被詬病的“一刀切”是一個主要原因。今天,要防止過度計劃管理,重視多樣性發展。否則,可能使高校失去應有的活力和應變能力。未來的高等教育改革,從上到下都需要對市場的變化和社會需求保持敏感。